五、同事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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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茶场成立初期,有3个人被招进来作实习生。他们分别是王正容、刘其志、祝敬奇,都是遵义火烧舟(今新舟)人,读过一段初中,但未毕业。他们跟着场里的科技人员上了半年课,然后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学习。我进茶场时,他们已经到了两年。

王正容在茶场一直从事制茶工作,直接跟着邬师傅学习,炒茶技术很好。我进茶场时他已经能够独立操作。王正容給许国祯老师当助手,很善于动脑筋,对湄潭茶场制茶机械的改进作出了贡献。他曾经被茶场派到台湾茶叶进修班学习过半年。学习结束回到场里后,就开始推广机器制茶。那时台湾的制茶机器都从日本引进,大陆还没有制茶机械,更没有机制茶。没有机器,王正容就运用从台湾学到的茶机知识,画出图纸,和场里的木工师傅黎恒源一起开动脑筋,花了两个月,设计、制作出木制揉茶机。制茶效率大大超过了手工制茶。从此,湄潭茶场开始了机器制茶的历史。后来场里逐步有了铁锅翻滚式揉茶机、旋转式辉锅机、烘干机等茶机,制茶工效、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

当初,木制揉茶机是以人力作动力来操作的,工人很吃力。王正容和黎师傅又动脑筋用水碾转盘带动揉茶机工作,一个转盘可以带动3台,进一步提高了效率,大大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

解放初期,有一段时间很重视发展出口红茶生产,但从生产功夫红茶转向生产红碎茶,需要一种机器将茶叶切碎。在红碎茶生产大国的印度和斯里兰卡,是使用CTG机或骆驼凡揉切机切茶,而茶场当时没有也买不起这种机器。王正容和伙伴们仅凭资料,和羊艾农场的技术人员合作,开发出了转子揉切机,推动了出口红碎茶的生产。在此之前,国内许多茶场使用平板阶梯揉茶机碎茶,工效低,碎茶率低。而他们搞出的转子揉茶机则大大前进了一步,将碎茶率提高到80%以上,达到了当时比较高的水平。

解放后,王正容一直在贵州省湄潭茶科所工作,当过副所长、所长,直到病故。

刘其志长期从事茶树育种工作,年龄比我大3岁。他进茶场后一直跟着李联标老师,从全国各地收集茶树品种,在湄潭桐子坡建全国茶树品种园,观察各种茶树的特征,搞品比试验。品比试验很枯燥,需要耐心,需要对各种茶树的产量、品质进行详细的观察、记录。品质观察涉及茶叶的内含成分如氨基酸、茶多酚、茶碱、水浸出物等的含量,而红茶、绿茶又有所不同,极为繁琐,需要耐心加细心。这种工作养成了刘其志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并对茶树品质有深刻的认识。

由于有了解放前收集全国茶树品种建成的全国茶树品种园这个科研基础,解放后,刘其志开展了茶树有性杂交育种试验。在10多年间,他育出了一系列茶树新品种,其中大多数通过了国家鉴定,被列为全国茶树新品种。这使得湄潭茶场的育种研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全国有名的红茶品种黔湄419、502、601、701都是公认的良种。他搞出的绿茶良种黔湄101,是从湄潭苔茶中通过单株选种育出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绿茶品种,春夏秋几季出的都是绿芽,非常适宜制作绿茶,特别是名优绿茶。黔湄101这方面的品质甚至超过了在全国鼎鼎有名的福鼎大白茶。

刘其志培育这几个新品种的全过程我都知道。他任茶科所育种室主任时,所里没有地搞试验,那时我在永兴茶场当场长,就用100多亩地支持他搞新品种试验。在这里,他对贵州茶树新品种研究选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其志还从古地理角度,和茶树在冰河时代的变迁以及受此影响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论证了中国的云贵高原是茶树的唯一发源地,写成了《论茶树的起源》一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根据,是在贵州普箐林场(普安晴隆交界处)发现的四球茶树。四球茶树的植物学特征最接近古茶树。刘其志据此得出——贵州是茶树发源地的结论。这一结论至今仍被许多文章所引用。刘其志一直在茶科所工作,在全国茶树育种领域很有声望和地位。但他很低调,从不炫耀自己。不过他的成果摆在那儿,功不可没。

祝敬奇在贵州野生茶树资源的调查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成效显著的工作,是一个对工作很负责、很踏实的一个人。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调到遵义地区农业局抓茶叶生产。我在湄潭茶场工作时,我们经常见面交流茶叶生产、科研情况。

解放初期,湄潭茶场和茶科所是一家,1957年才成为两个独立分设的单位。那时的湄潭茶场出了很多人才、很多成果。在茶园的合理密植、生物病虫害防治、茶树新品种培育等方面,是全省的样板,全国很多地方多次派人前来学习、考察。